四、自在与凝视

李书磊讲过自己的一段经历，在大学的英语课上，“外教”让写一篇作文《我的妈妈》。学生们觉得轻松极了，太得心应手了，从小就写惯了这样的文章。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发挥了一下，露了一手，第二次上课时得意地看着老师，等待夸奖。教师却很沉重，她用一种悲悯的眼神看着大家，说：我想不明白，你们的妈妈怎么都是一个样子?都是勤劳的、贤良的、忍辱负重的?你们的妈妈没有偷懒的时候?没有贪婪的时候?没有内心欲求?没有自己的表达?这些你们怎么都看不到?

在教学的控制中，在社会文化的习俗知识中，许多概念、现象与符号，都有约定俗成、成为习惯的表达。这些知识与表达成为凝聚力，不仅维持着时间轴上不同“代”之间的相似性，也维持着空间分隔各异的人群之间的同质性，社会的稳定以此维持，文明的薪火以此相传。这些知识与表达成为教学与社会化中最重要的内容，同时也成为权威的话语，不仅影响着孩子的体验与表达，也重塑着个体内心的体验与表达，权威的活语成为一种有效的控制。控制不仅是负向的——惩成出轨者，而且是正向的——鼓励规范的行为与思想。它不仅不允许表达——甚至具有——某种思想，而且规定着应该怎么思想，它塑造了某种意识形态，规定着行为的规范，也管制着思想与情感。它营造着一个与外界相隔离的“人造的世界”——一个“圆形监狱”(Panopicticoll)。

当代批判教育学指责学校与课程均为“圆形监狱”。这是边沁所描述的一种中世纪监狱形式，中间是一个塔，环绕着塔的是一圈狱房，塔里的眼睛可以清楚地看到每间狱房的动静，犯人却看不到是否有监视之眼，最后只能将监视内化与泛化，成为无所不在的凝视之眼。福柯以此隐喻来剖析现代社会权力如同毛细血管一样遍布身体的每一个细节，现代的规训社会正是凭借这样一双“权力之眼”，凝视之后的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技术——外在的监视转换为内心的监视来实现的。权力不再仅是硬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柔软的权力，权力日渐精致化，它并不强制灌输，也不强迫接受，而是在塑造表达与思维的同时，取消了思想的可能性，同时将人从外部到内部、从思想到情感、从习惯到本能训练得符合规范。

在这样的凝视之眼下，自在的个人被扼杀了。被誉为“摇滚之父”的约翰·列侬(John Lennon)1970年主唱了“劳工阶级的英雄”(Working Class hero)，呻吟出这样一群人的境遇：出生时他们就让你感到渺小，等不及你抗争，疼痛就把你淹没；在家里他们伤害你，在学校他们打击你，一旦你聪明伶俐，他们憎恨你；一旦你冒傻气，他们歧视你。你追得发疯仍然赶不上他们的规则。他们折磨你、恐吓你20多年，他们期望你踏上指定的生涯，你充满着恐惧什么也做不好。你沉醉在宗教、性与电视中，你感到自己终于聪明，终于没了阶级烙印终于自由了，别人看你还是一个乡巴佬。他们告诉你高处有一间房子，假如你要像高处的同胞，重要的是，即便毁灭时，也要学着微笑……

假如要活得像“高处的同胞”，教育正是通往“高处的房子”的道路。而高处的房子不过是社会布下的陷阱，学校与教学正在不断界定与雕琢着通往高处的道路。自在的生长被替换为凝视之中的雕琢以及雕琢后的扭曲。奥威尔在《如此欢乐童年》中追忆自己童年的学校生活：我在童年期间始终深信我是没有出息的，我是在虚度时光，斫伤我的才能，行为愚蠢、邪恶、忘恩负义——所有这一切看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生活在像地心吸力规律一样的绝对的准则中间，而我又无法遵守这些准则。

当教学时空，一个自在的成长空间，被建构成一个圆形监狱——现代规训社会的一个阵营时，“真”不再是一个重要的标准，重要的标准是“正确”。“真实的认知”与“真诚的沟通”都让位于“合理的观点”与“合法的规范”。

五、真与伪

课堂中的声音如同麻雀啁啾，五音齐备，嘈杂而热闹，生机勃勃。当权威话语的独白取代嘈杂，远的世界取代并重塑近的世界，课程与教学不再是自在地生长的空间而成为圆形监狱无所不在的凝视时，真的声音消失了。

“真”应该有两重含义：“真实”与“真诚”。课堂中的知识可大致分为两类：相对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控制与预测未来的科学知识，其后是技术性的认知旨趣，而认知旨趣所要求的是“真实”——人的认识与表述应符合外部世界；相对于人类主体之间沟通、理解、交往的道德知识，其后是实践性的沟通旨趣，而沟通的旨趣所要求的就是“真诚”。真诚是一种态度，它是走出自己、融人社会的一个前提。

我们如何言说?如何说出真的声音?中国作家莫言在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话时提出一个让人深省的问题：作家的位置在哪里?作家究竟是“为”老百姓而写作，还是“作为”老百姓去写作?前一句话是一个口号，听起来平易近人，但“为了”是将作家或言说者放在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写作与言说具有外在的目的、功利性的使命——“肩负了指明一个什么方向的责任”或“作为社会文化的代表对未成年一代施行社会化的职责”，作者与教师因此都被冠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灵魂的工程师”究竟发出多少感人的声音、真诚的声音、真实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口号应该倒过来，就是作家要作为老百姓去写作。因为我本身就是老百姓，我感受的生活，我灵魂的痛苦是跟老百姓一样的。我写了我个人的痛苦，写了我在社会生活中的遭遇，写出我一个人的感受，很可能具有普遍的意义，代表了很多人的感受。”放下身架——无论是被赋予的还是白封的，不是故作姿态的低调切入，而是平实地、敏锐地感受实在的、近处的世界，写作也罢，言说也罢，都自有其目的。在真诚的言说中，会从隐蔽的个人天地真正走人更大的世界——心灵交融的世界，个人的成长、个人的解救方得以实现。

借用大江健三郎的一句话：“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作家、言说者、教育者都应该有勇气做惟一的报信人，而报信正在于真的声音——真实的认知与真诚的沟通。惟此，文学才能给人带来光明，言说才能给人带来光明，教育也才能给人带来光明。

哪怕这些声音是嘈杂的麻雀啁啾，也好过单调的独唱与独颂。